w体育经济史回顾：建国后为改善工农业方面对农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考察

　　w体育经济史回顾：建国后为改善工农业方面，对农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考察——建国以来，我们在改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条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努力。要解决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要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农业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丰富但可耕地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解决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要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农业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对此，决策者们是清楚的。然而w体育，从总体来看，农业的优先发展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持续落实过。重工业在决策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农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变得黯然失色。决策者们希望农业发展，但把这种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农业自身潜力的挖掘，而不愿主要依靠增加农业的投资。

　　所以，风调雨顺，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相对就减少，当灾害发生，农业大幅度减产，危及重工业优先增长利益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明显增加，危机过后，农业开始了正常的发展w体育，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便再一次逐渐减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真正持续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是我们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总体把握。下面我们将分阶段予以说明。

　　整个50年代大体可以看作是农业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决策者们把农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农业集体化。他们深信，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加上传统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就可以使农业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吃穿，为工业提供原料，为换取外国工业装备提供剩余农产品，对于增加农业投入较为轻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农业投资41.83亿元，年均8.336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的7.1%。在有限的投资中，大部分又被用于耗资巨大的治江治河工程。

　　体制变革对生产的效应是存在的，但效应怎样，则取决于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拟合的程度。“一五”时期，农业的集体化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加之良好的气候条件，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大的丰收，可是预期得到大量剩余农产品的希望却未实现。“”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关系急剧变革远离了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恰逢恶劣的天气，致使1959-1961年粮食连续三年灾难性的减产，不得不被迫进行调整、改革。

　　从60年代初经济调整起到70年代末，农业发展战略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对农业生产关系中明显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面进行局部调整改革外，基本上稳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结构，不再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开始重视农业投入对粮食增产的意义。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面，政策重心的变化耐人寻味。时而强调进口外国成套设备和产品，时而强调土法上马，就地供应；时而强调大型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时而又重视农村“五小工业”的建设。

　　这种变化现象上看似乎杂乱无章，毫无规则，实质上是与农业生产的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农业生产落后，特别是粮食严重减产时，就开始强调大型工厂的生产建设，强调进口；当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时，又转而强调小型工厂对增加农业投入的意义。以化肥工业为例，60年初期，为了迅速克服农业困难，国家在整个工业大收缩的情况下，安排了若干大中型化肥厂的建设，同时还从国外进口了大型化肥生产设备。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重心逐步向小型化肥厂的建设。

　　“”前期，全国各地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小型化肥厂，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建立有这样的工厂，兴建大型工厂的计划被大大削减。据估计，在氮肥总产量中，1965年小厂生产的占12%，1973年就增加到了54%。1972年农业歉收后，决策者们发现仅凭借自力更生，仅依靠小厂，无法为农业提供足够的优质高效化肥，于是，把目光转向国外，向美国、西欧和日本引进了十三套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最先进的化肥生产装置。

　　农业发展战略的第三个阶段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目前还在持续。这一阶段农业发展战略的鲜明特点是强调改革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在农业生产超常规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六五”、“七五”时期不仅相对量降低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绝对量也不及“五五”时期。“八五”时期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

　　工业吸纳农业资本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具有普遍的意义。通常，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农业资本的吸纳将逐渐减少，最终农业资本的净流入取代净流出。以台湾农业发展为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农业中资本净流出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20-40%，但从50年代起，农业资本净流出比重急剧下降。1950-1955年，农业资本净流出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6%。到60年代，从农业中转移出的资本净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只有0.3%。

　　建国以来，我们在改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条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努力。第二节对此已经做了详细说明。但是从总体上看，工业吸纳农业资本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依据国家向农业征取的农业税，似平农业为工业的积累并没有随农业的增长而大大扩展。问题的关键是，农业税仅仅是农业资本流出的一个渠道，更为重要的转移方式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1978年工业零售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15-20%w体育，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约低于价值25-30%，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后，1980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幅度降低为27.25%，工业品零售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降低为14.56%。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将1952-1989年工业零售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确定在10-15%，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低于价值的幅度确定在20-25%。按照这样的价格剪刀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1952-1989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得到的积累规模。

　　1952-1989年w体育，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5904.1亿元，销往农村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36896.5亿元。按照低位剪刀差计算，国家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低于价值获取的收入为5180.8亿元，因工业价格高于价值获取的收入为3684.7亿元，两者合计为8865.5亿元。按高位剪刀差计算，国家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低于价值获取的收入为6476.0亿元，因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获取的收入为5534.5亿元，两者合计为12010.5亿元。

　　1952-1989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33287.1亿元。这样，仅仅是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的收入，农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就达到26.6%到36.1%w体育。如果再加上财政取自农业的税收收入，（1952-1989年合计为1217.1亿元），农业对财政的贡献高达30.3-39.7%。这与薛暮桥的估计（我国财政收入中取自农业的部分大概至少约占1/3）基本吻合。

　　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左右人口温饱问题的事实表明，中国农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然而问题也是严峻的。首先，农业生产真正的跃进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农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生产效率不高。其次，直到现在，农业生产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成为发展的“瓶颈”。那么，造成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未来农业的前景又怎样呢？1952-1989年财政支农支出约为3410.5亿元，占财政取自农业的收入的33.8%（按低位剪刀差计）或25.8%（按高位剪刀差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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